寻乌城——药材
本城就是百和堂、杨庆仁、新德生、田仁和、王普泰、黄裕兴、福春堂等七个药店。
百和堂是第一家，主人池某，潮州人。他本来是篁乡人，姓刘。小时因家穷，父母把他卖给潮州池姓药商。后来他到寻乌开药材店，本钱千元内外，就当起老板来。广东商人有句俗话:“不怕扯，只怕绝。”那些没有儿子的人，一定要买个儿子传代，就是为了“怕绝”呢。也有为了劳动力需要的理由而买儿子的。普通买了来，聪明能干的把他做儿；蠢笨的呢，就把他做“奴古”[15]。百和堂主人自己是买来的，他因生子不育，又买来一个儿子，随后他自己也生了两个儿子、两个女娃子，连他的老婆共七个人吃饭。又带三个徒弟。有些钱赚。药材生意是很有利的，用秤称了进来，用戥子戥了出去。分粗药嫩料两类，粗药(水药)是治病的，一般人都要吃；嫩料是补品，只土豪才买得起。嫩料有价钱讲，粗药听药商话价。七家药店中，只百和堂、杨庆仁、王普泰三家有嫩料。
杨庆仁，樟树人，过去有本五六百元，去年被他儿子赌掉几百块，现只二三百元了。
王普泰，也是樟树人，百元左右本钱，和寻乌劣绅何子贞及天主堂陈神父(梅县人)勾结。陈神父借给他四百元，此外还向土娼来凤子借了两百元，除药店外再开了一间洋货店。来凤子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?她跟了赖世璜[16]部下一个连长，去年回到寻乌，带来了三百块造孽钱。王普泰想方法巴结来凤子借了这笔钱。钱借到了，王普泰送了许多礼物给来凤子，花露水呀，汗巾呀，等等。
新德生，主人姓杜，也是樟树人，四五百元本。田仁和、黄裕兴、福春堂都是樟树老表，都是一百元本。
每年药材生意，百和堂值三千元，庆仁堂八百元，新德生、田仁和各六百元，王普泰四百元，黄裕兴、福春堂各三百元，共六千元。
王普泰是参加反动组织的，反动派会议他必到场，虽然他表面上没有做什么官。杂货店的陈志成，水货店的宝华祥，火店的同来安，都是以商人干与政治。苏维埃势力进城，四家都被没收。
寻乌城——裁缝
共有用机器的十三家，手工三家。刘芹英、黄嫂子、廖接芳、刘森河、刘师父、谢神保、范癞子、谢其龙、何祥古、谢师父、黄老五、黄上先都是用机器的，每家一架“车子”(即缝纫机)。每家的老板都同时是工人。每人带个徒弟，缝下子边，打下子扣绊。这种裁缝店的资本，就是买一架机器的本钱。机器第一等百二十多元，第二等七八十元，第三等三四十元(是别人用旧了的)。民国九年以前，寻乌没有缝纫机，一概手工做。民国九年有个兴宁人何师父，第一次弄来一架机器开店。他原先是在留车开店，民国九年搬到县城来。因他“剪刀很利”(寻乌人说裁缝偷布，不说他偷布，而说他剪刀很利)，又好嫖，站不住，带着车子回兴宁去了。前年(一九二八)还只四架，去年增至十三架，内有几架是买了别人的旧车子。其中黄老五手艺顶好，生意顶大，勾结官厅及豪绅，包了好衣服做，因此赚钱买了田地。三二五暴动，他即表现反动，这次革命势力进城，他就跟反动派一路跑了。衣服式样，民国九年何师父创用机器，兴“上海装”(破胸、圆角、打边)。民国十二年，上海装不要了，行一种破胸、方角、大边装。去年起行“广州装”(七扣四袋而身很长)，一小部分人喜欢穿这一种，但多数人还是大边装。从来的衣，一律是旧式的“大襟装”，从兴新学起，开始有破胸新装，到了民国七八年，新装渐渐多起来。但直到去年，拿全县人口说，还是旧装的多，新装的少。近两年来，尤其是土地革命胜利后，新装日渐加多，特别以青年为普遍。青年学生，不待说老早是新装，青年农民、青年工人，大多数也是新装了，除非是很穷无钱做衣服的才仍然是旧装。在青年群众中，特别是鞋子起了个显著的变化。去年夏季，南半县抗租得了胜利，冬季又分了田，农村中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人，十分之七以上都穿起胶底鞋和运动鞋来(这种鞋的底是从广州运到兴宁，兴宁做成鞋子，每双十毛左右)。赤卫队和苏维埃办事人，不但一概是新式衣和新式鞋，他们还要佩个电筒，系条围巾，有些还要穿薄毛羽的夹褂子裤。
城里手工缝衣店至今还剩三家。
手工与车子的比较是:手工做一件的时间，车子差不多可以做三件。工价的比较:每套短衣裤手工做七毛，机器做六毛。货色的比较:车子做的好于手工做的。机器哪得不驱逐手工?
全县重要圩场吉潭、澄江、石排下、车头、牛斗光、留车、篁乡(采用机器比任何一处早)、公平、荒塘肚、岑峰等十处，都有缝纫机，因此全县人口中已有百分之三十废除手工、采用机器做衣了，特别寻乌的南半县机器化的速度更发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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